第六章（下）（1 / 2）

当然，我没死成。

在一个四面蓝色的房间里，有人叫了声“少爷”。

那声音慌慌张张更像是意料之外的大喊，或许又可能不止一道。我费了点劲将手肘顶在枕头上，在意识到胳膊因由绵绵的劲而颤了颤时，我惊恐地发现周围立刻有不少人围了上来。

那情形有点魔幻，通往我耳朵的声音仿佛被半路贴上了保鲜膜。那道屏障在我每每想要靠近抓紧时狠狠将我弹开。我盯着他们的嘴巴，看着七八张嘴一张一合，却只能听见模模糊糊的字词在屏障外嗡嗡嗡，嗡嗡嗡。

这种几欲靠近却次次溜走的无力感像千万只蚂蚁毫无章法地挠着我的心肺。

我有点恨我自己了。

当指尖深嵌皮肤的疼痛通过神经传至我的大脑皮层，在那间连同窗纱都是浅蓝色的房间里，我看见谢轩叔叔出现在散开的人群背后。

他走过来捏了捏我的被角，同我说以后这就是我的家，万事有他不必担心。

很莫名其妙的，在我醒来那天，我成了谢家的养子。

当时香港很多有读报习惯的人应该蛮羡慕我，因为在我惶恐又迷茫地接受并熟悉新生活的那几年我才了解到香港谢家竟是如此赫赫有名。

这听起来没什么不好。我一下子成了这个家族的一份子，甚至在某种名义上，成了谢添弋切切实实的兄长。

硬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可能就属我那不幸在车祸中废掉的一只耳朵。这遭飞来横祸多少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点疙瘩。我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法去适应一觉醒来被削弱了一半的听力。就像是耳机坏掉了一只，单声道使听觉也变得苍白。

叔叔和阿姨都待我极好，连同管事的夏姨和家里负责大大小小起居琐事的佣人都待我客客气气。想来一定是我自己的毛病，那种客气有时候反而使我的战战兢兢更为忐忑，就像异乡人踏入了禁地，如履薄冰。

不过我心态很好的。

人活着，知足才能常乐。

有一回早晨，我在楼下吃了早饭顺手就将碗碟往厨房端。那是一个很习惯性的举动，在绍兴的时候吃饭完我们都要自个儿将桌上的残渣和碗筷收拾好。快到厨房口时我被突如其来的身影吓了一跳，手里跟着手抖了抖，本来装牛奶的瓷杯一不留神就摔到了地上。

“哎呀，少爷，我刚叫了你好几声，您快上楼吧，这个我们来做就好了。”来人一面急急忙忙地蹲在地上收拾碎渣，一面抬头忧心忡忡地冲我说。

那响声惊动了正巧起床下楼的谢添弋，他扫了一眼楼下的狼藉，随即漠然地走下楼梯用餐。

我盯着地上碎成一地的瓷片，它完好无缺的时候有着一道淡雅的青花纹路。不知道是因为那道脆生生的“砰啪”响，还是因为她方才冲我说的那句话，我愣在原地，感觉耳朵同脸颊一样，火辣辣的。

香港的生活总是比意料之中的还难以适应。陌生的路段，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群，也许连自己都是陌生的。

刚来那会，我几乎有一整年没出过门，偶尔闷的慌就在家里花园逛逛。最多的情况也就是在附近走走，常常没走多远，望着半山腰下郁郁葱葱的绿树和海水，夕阳便趁我晃神爬上了肩膀。

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香港人说英文和粤语居多。我在内地上学时虽也开了英文课，但那零星单词根本派不上用场。何况受的又是典型的中式英语教育，碰上语速较快，不仅听不明白，连一两个单词都支支吾吾说不出口了。

谢叔叔也因此先后换了好几个老师解决我语言上的难题。

我第一个语言老师也是大陆来的。名字我是记不太得了，在香港工作，英文和国语都说得很好。但我和她少了一些师生之间的缘分。有一天她嫌我学了好久的单词都念不会，气急之下拔高分贝骂了我几句。她说，“你是聋的吗，说了多少遍了。”我不自觉抖了抖，脸迅速红了起来。

她把笔扔在我的桌上，端着水果盘的夏姨恰巧敲了敲虚掩的房门走了进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那个老师，她的头发总在后脑勺低低地盘了个髻，像某个我看过的电影里头女主人公用来变装的假发。

等过了几天差不多适应了香港的生活，谢叔叔才特意挑了个好日子为我办了家宴，算是正式将我介绍给往来的亲戚朋友。

我跟在他身后，身上穿着量身定制的西服。我知道这身行头看起来应该很像个样子，下楼前我曾在房间照过镜子。

那天来的人不少，好些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也见过几回，多少有些印象。但还有一些便实在面生得很。所以当陆陆续续的宾客来同我们打招呼时，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用每一个看起来很得体的微笑来掩饰我在这类场合前的不适和不安。

是，在很多时候，我都感到不安。

但谢添弋就不一样了。

他游刃有余在任何他想施展一二的场合，只要他想。

当厅内的音乐变成小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时，谢添弋出现在乳白色的复式楼梯上。他很有一种随便穿穿就给人精致又得体效果的本领。我直觉他这种本领在他成年之后会有更大的杀伤力。我的猜测确实没错，不过显然那会儿也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