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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总是令人联想到不好的词语——阴沉、苍白、生离死别、眼泪，还有血的腥气。尽管这里还见证了许多生命的诞生，也治愈过许多为病痛所扰的人们，但似乎无形之中被奠定了惨淡的基调似的，依然叫人很难对这儿生出什么好感。

我戴着两层口罩站在拥挤的过道，奈何消毒水的味道仍然不依不饶地攻击着我的嗅觉，我扭过头冲着墙壁，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或许是我的“啊嘁”听起来太撕心裂肺，李女士猛地揽住我的肩，那动作不同于往日的自然，像是忽然从噩梦中惊醒。我疑惑地仰头去看，她却恰好侧过脸，只留给我一个瘦骨嶙峋的下巴，衔接脖颈的线条生硬，属于女性的柔软尽失，像是用直尺画作的。

我又想起那个被她硌手的肩峰所刺痛的夜晚，这才后知后觉地心生疑惑：她最近是不是瘦得太多了？

我暗自摩挲她单薄的腕骨，触感和紧握一支竹蒿没什么不同，答案于是不言而喻。

这种情况若是发生在汗流浃背的夏季，倒还算情有可原，可这是凛冬。我正欲出声发问，她却一拉我胳膊，举着拳头大小的一张纸片，半拽着我往前走。

“别发呆，叫到我们了。”

我就这样错失了机会。

给我打针的实习医生算是我半个“老相识”了，一见我就不怀好意地笑起来。他把我按趴在椅子上，动作娴熟地扒了我厚厚三层的裤子，口罩都遮不住他语气里的轻佻：“小东西，放松点，一会儿哭了可别说是哥哥欺负你。”

我成功地被他激怒了，随后哪怕针头刺入皮肉时我嚎得比挨宰的猪还“死不瞑目”，也坚决不肯泛一颗泪花。

事后我捂着一边屁股，步履蹒跚地走出医院大门，愤愤不平地质问李女士：“你怎么会教出这么流氓的学生？”

她在我身旁推着车走，下巴埋在围巾里假装没在笑我，可眼角的细纹却出卖了她。我也假装没看穿，继续横眉竖目，夸张地表演着我的不满。

于是命运使然似的，那个问题就这样彻底被我抛在了脑后。

忙碌的时光总是流逝得飞快，在结束期末考试的那一晚我洗了个澡便倒头大睡，第二天七点钟准时睁眼，蜗牛似的缩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往头上套毛衣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放寒假了。

于是我立刻不动了，仿佛一朝被人抽去紧张神经的瘫痪病人，我就着毛衣圈住脖子，胳膊扭在一起的姿势，飞快地遁入梦乡。

我是翻身的时候扯到脖子上的毛衣，被自己活活勒醒的。我手脚并用，挣扎着爬起来，一把甩开罪魁祸首咳了个死去活来，又被翻飞的窗帘放进来的冷风刮得一哆嗦，于是泪光闪闪地爬到床脚把毛衣捡回来，不经意间瞥到墙上的指向九点的挂钟，这才觉出饿来。

我叼着牙刷端起桌上的肉包放进蒸锅加热，想了想，又把那个孤苦伶仃的鸡蛋也扔进去了。

回到卫生间吐出满口白沫，洗脸的时候照旧看了镜子一眼，今天的光线好得过了头，竟映得我容光焕发。我挂着一脸水珠疑惑地推开磨砂玻璃往窗外探，冬风比我预想中还要凶猛，吹得人不自觉眯起眼睛，残余一线的视线里，我好像看见夺目的白光。啧，我心想；今天的阳光不寻常。

待我稍微适应了些再掀开眼皮，外面的世界却令我一怔。

晃了我眼的确是白光，并且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一种——在我目之所及处，白色垄断着我的视野，无边无际，像是要延伸到天的尽头。

雪大概下了一夜，这会已经停了，只留下白茫茫的一片作为它曾经来过的证据，露在阳光下的部分闪着碎光，折射此起彼伏的彩虹。偶尔有雪花悄然飘落，其中一朵坠在我鼻尖，待我急切地伸手去捉，它却从我指缝滑过，迫不及待地融化了。我伸着裸露在外的脖子，仰头去望云后的太阳，像是和世界初次见面，一时间连寒冷都忘了。

说来惭愧，我自称北方人，却到了九岁这年，才第一次看见雪。

我太兴奋了，不记得自己是不是欢呼了一句，拖鞋被我遗忘在原地，我光脚跑向客厅，从玄关拿了一把最大的伞，好悬残存了一丝理智，才不至于一头撞上那扇被李女士擦得近乎无形的透明落地窗。

我倒撑着伞，将它伸出阳台，试图接住那些碰巧经过的雪花，然而或许是日光渐盛的缘故，直到树梢上的雪化得快要看不见了，我空伞而归。

我捏着僵硬的手指回到室内，着实体会了一番“麻木不仁”的滋味，这会儿我连吸鼻子的动作都做不到。我直挺挺地趴在沙发上，随着体温回升而徐徐复苏的嗅觉慢了不知道几个半拍地送来一股一言难尽的味道，我大脑迟钝地解析了片刻，在得出结论那瞬间当即头皮一炸，连滚带爬地奔向厨房。

我看着干透的锅底和那个以炸裂的姿态殒身的鸡蛋，在浓郁得不容忽视的糊味里，无论先前我有多不愿意承认，这一刻，终究还是认命了——我可能真的只是个幼稚的小孩，与成年人相隔的差距不是九年，而是十万八千里和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把它浸入水池，但无论怎么努力也刷不掉锅底那一层焦黑，我注视着死去的锅，一口真正的黑锅，渐渐生出一种心如死灰的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