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1 / 2）

第二天，市局一早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9.7交通肇事案的鉴定结果。

网上是一片哗然。

我能找到人做的鉴定，网上自然也有人做了。现在市局拿出这样一个速度偏低范围又扩得很大的鉴定结果来，自然引起很大的争议。

我和冯利金都被邀请到现场，冯利金现场拒绝在鉴定书上签字，表示不接受鉴定结果。

现场媒体很多，不少记者希望从这位父亲口中问出些什么消息，穷追不舍，我提前叮嘱过他，在现场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只想给我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事实证明，这句话煽动效果也实在是好。网上更换鉴定机构，重新鉴定的呼声很响，到了不能忽视的地步。虽然我这里还没有找到韩家和这次北京的鉴定机构有什么联系，但好像也已经势在必行了。

谁知道变故陡生。

这临时变卦的还不是其他人，正是我的当事人冯利金。

下午的时候，我一面联系贺大问鉴定机构的事，一面和对方的陆律师进行交涉。主要就是来谈赔偿，我还是以冯利金的授意为准，主张不谅解。赔偿金额也还没谈拢。

中途就接到冯利金的电话，说不告了。

他的语气并不很好，像是哭过了，又很无奈。我倒不因为这个感到被冒犯，只问原因。

冯利金道：“我……我老婆跟我说，说，我们村里的人，都在骂，骂我们自私，骂我们忘恩负义……”

我能想到，是开发项目的事，又问：“所以你想和解了是吗？”

冯利金“嗯”了一声，又不说话了，听筒里传来压抑的哭声。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当然不会因为这个指责他什么，就告诉他，我会在之前说好的赔偿金额的基础上尽量多争取一点。

等他平静了，又告诉他，到现在这个地步，和解协议签不签都会走流程起诉。而且罪名还没定，量刑可轻可重。

我的建议呢，是和解协议、谅解书都尽管去签，刑期的话，我后面尽力去争取。当然，我还和他说明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说出来很多人都要不信，但对当事人还是要说清楚——真的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权利。

嫌疑人由警方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整个过程没有被害人照样可以走。唯一能实现的权利，就是还能提起附带的民事诉讼，也就是争取点赔偿金。

就算不和解，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权利去争取刑期。

走到这一步，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很多时候，被害人所受到的压力，并不比犯罪人受到的少。

最可悲的是，罪犯的人权很早就得到了关注，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完整的权利体系和救助体系。看看刑诉法，几乎都是在讲被告的权利和对其的保护，提到被害人的却很少，实实在在的是一部“被告人的保护法”。

被告要争取诉讼权利，远比被害人容易。就算我科班出身，顺利通过司考，处理被害人的案子，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就好比这个案子里，舆论工具比法律工具好用得多，我都觉得，其实请律师不如请水军。

牢骚话不说了。

这边冯利金跟我说了要放弃，我再三确认过，就着手去做后面的安排。

事情重大，冯利金本人总要在场。等他来了，我们才正式开始。

和陆律师的和解可以谈了。赔偿金也很快谈妥。对方财大气粗是真的，金额上并不多讨价还价，最后拿了一个可观的数字，也承诺了对冯利金老家区域的开发。

不过没有立马签字。对于对方来说，当然是越快越好，但警方移送检察院这里还有变数，所以我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