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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事情在脑海里已经非常模糊，时隔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敢去尝试看看心理医生。测评通过得很完美，医生只好摇摇头，建议我用催眠疗法。

我知道我的表面与常人无异，性格开朗而不失沉稳，生活有规律，朋友圈广，但永远无法回避每一次午夜梦回的梦魇。

唯一一次催眠，我在医院的心理咨询室哭得快昏死过去，医生差点按不住我。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治疗。

我知道我压抑了太久，才有一次这样宣泄，但我始终无法原谅我自己，罪恶与苦难只有还在苟延残喘的人背负。我怕我真正忘怀，怕我只有偶尔一回回想时的悲哀，不再是对着生活与未来，而是从回忆里凭空抽出那种惯性。

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月，护理药费的账单上数字长得令人砸舌，我没有什么能做的，也不可能好好工作，赔款加上父母那些积蓄也没有办法填补这个无底洞，我实在抽不出身打工，就半夜蹲在妈妈的病房里，用电脑接一些翻译的稿子。

她伤得不重，却很虚弱。我知道她一醒过来就向医生了解了情况，但她没有开口问我，只是静静躺着，空洞眼神里透露着浓重的悲哀与灰败。我很痛恨我自己，因为我不敢面对，也不知道开口说什么徒劳的东西。

凌晨3:23，我关上电脑，蹑手蹑脚地走进卫生间。昏黄的灯光下，眼睫投出长长阴影，分不清是否是黑眼圈。下巴上也冒出淡淡青色，遮掩不住的憔悴。镜子里的面孔很陌生，从一个二十出头，带着象牙塔里的大学生突然成了一个承担家庭责任的男人了。我刚下去接了瓶水拍在脸上，冷得一颤，只有从镜子里看得出我的肩膀在耸动。

爸爸和妹妹葬在一起。那个妹妹住的白瓷坛，在地下终于不再孤单。爸爸从小是不会照顾孩子的，妹妹还老喜欢吃甜食，吵着要去游乐园，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把人惯坏了。

公墓的位置很好，往下就能俯瞰大半个园子，没有悲伤与动乱，单纯是一个宁静安定的归宿。爸爸的同事或许来了两三个，或许很多无数人，形形色色，挤在大厅里吊唁。我披着白麻一个个跪，听了很多话，心里麻木得冰冷，只想着晚上守夜时可以抽空去揉揉膝盖。

家里已经没什么积蓄了，我把赔偿的费用都留给了吴女士。她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天花板发呆，然后突然心裂肺地大哭，把床头柜上的东西乒乒乓乓的扫到地下。护士不敢出上去按住她，上次我的手也被划了几道痕迹。

后来情况还算稳定，她远在澳洲的父母把她接到国外做进一步的治疗。他们来的时候和我打了照面，看得出对我的不满。

我明白这是一种迁怒，就像我当初对待别人一样。他们只是不满女儿脱离家庭独立后，就嫁给一个离过婚还有孩子的男人，更悲痛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结局。

我不埋怨任何事情，只是把那张银行卡塞进吴女士的行李箱里，贴着的便签上写了密码——她的生日。

只可惜日历的提示还没弹出，我原本计划为她做一个芝士蛋糕的。

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按理来说没有必要再与她联系，因为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更没有什么应尽的义务。隔着一道大洋，我却时常想起我的这位妈妈，唯一的妈妈，并衷心希望她能走出来，站在阳光下，开始新生活。

而我，还有很长一段决绝的、孤独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