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席笑翻（1 / 2）

焦黄的烤全羊抬上桌。紫铜盆中的炭火，明亮得耀眼。

羊肉在炽烈的烘烤之下，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帐篷内温暖如春。市郊农家乐的老板和老板娘亲自忙活，大献殷勤——和厂长们搞好关系，就不愁财源滚滚而来。对此，他们的心里比明镜还亮堂。

不锈钢刀叉叮叮当当地摆在了每个苏联专家的面前，还有几瓶他们深爱的中国式的沃特嘎。

在氲氤的灯光下，坐在木椅上的厂长潘达志、副厂长姚文明、现场总指挥杨新军、工程队负责人唐武在与苏方团长瓦洛加、副团长伊戈尔，天南地北地寒暄。

我坐在潘厂长左边，忙不迭地地翻译，“能吃辣菜吗？”、“酒量有多大？”、“会不会使用筷子？”……

曹轲竖着耳朵在听，他想连蒙带猜地多学点俄语。而李兰直接用英语与斯拉瓦、娜塔莎交流。坐在一旁的马梅、谢苗、刘大槐，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好东张西望，间或抬起头微笑一下，更多的时间是在静坐不语。

桌上陆续摆满了切好的生洋葱、整片的生菜、成把的香菜，还有土豆烧牛肉、红烧肘子等一些热菜。直到桌上满满当当，再也摆不下哪怕一小盘菜肴。

潘达志让服务员给苏方专家们倒上白酒，让中方人员随意，但又让我喝白酒，武断地命令道，“成天跟老毛子在一起，酒量肯定早就练出来了！”

我马上表示反对，“不行，不行，潘厂长……我怕一旦我喝多了，要是对中方讲俄语、对苏方讲汉语，那样就麻烦了……”

但一大杯白酒放到了我的面前，潘厂长端着酒杯，笑盈盈地看着我，“李白斗酒诗百篇。我相信，你喝得越多，你的俄语水平就发挥得愈好……没问题！”

望着那巨大的酒杯，我感到胃部一阵痉挛。

苏联专家们都在一旁起哄，大约是猜到了潘厂长让我喝白酒。

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给潘厂长一个面子，同他们一起举起酒杯，心想要是喝醉了就让李兰和斯拉瓦先用英语交流，然后再翻译成俄语。

自从我的上一届的校友喝醉了酒把“肥料”翻译成“肥皂”搞砸了一次贸易之后，我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千万别喝醉闹出什么洋相。我一直在想，当望眼欲穿的公司等来一火车皮苏联“肥皂”而不是所需的苏联“化肥”时，该有多么绝望！对那个翻译，又该是多么恼火！唉，这怪谁呢？！所以，我不得不谨慎，一般在翻译场合不喝酒。

不容我多想，潘厂长端起酒杯，噼哩啪啦发表热情洋溢地即席讲话：

“尊敬的苏联专家们，大家这几天辛苦了，今天特意犒劳大家。我提议为中苏友谊干杯！据我所知，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1949年10月3日中国同苏联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后，更是逐步形成了深厚的同志加兄弟似的友谊。在此，我祝愿苏联专家们在中国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逐句把他的话翻译成俄语。大家都满面笑意的站了起来，互相碰杯、举酒示意。

过了片刻，瓦洛加手握酒杯站了起来。

“尊敬的中国同志们，我提议，为中国、苏联两个伟大的国家干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苏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并且双方都相互大力支持。□□主席的儿子□□就曾经参加过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而中国东北抗联曾经整编为苏联远东军区第88独立步兵旅作战。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面对凶恶的共同敌人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用鲜血铸成的。在此，我祝愿中国、苏联两个伟大的国家永远繁荣昌盛！”

几杯白酒下肚。我陪着喝得面红耳赤、头昏脑胀，说俄语已经有点不利索了，思维也不再那么敏捷。

“来来来……实现共产主义……” 潘达志指着土豆烧牛肉，热情地邀请着苏联专家。

我有点疑惑不解。

潘达志大笑起来，“我的翻译官呐……你忘了么……赫鲁晓夫曾经说过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

瓦洛加倒是马上明白了过来，显然他听见了赫鲁晓夫这个单词。

他笑着说，“赫鲁晓夫1958年去匈牙利访问，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到了共产主义时期你们都可以吃上土豆烧牛肉了……这不过是赫鲁晓夫当时说的一句玩笑话而已……”他顿了顿，又开口说道，“在匈牙利，土豆烧牛肉叫做古拉奇……但是同你们中国的做法不一样，除了牛肉、土豆，还加了洋葱、番茄、红辣椒和其他调料，一般是用陶器罐子在火上炖烂的……”

酒劲上来了，这几句话直翻得我头昏眼花，好不容易歇息之后，潘厂长似乎想起了今天聚餐的一个重要目的——消除伊戈尔和刘大槐之间的隔阂。

于是，他吩咐刘大槐给伊戈尔切了一块红烧肘子，放到伊戈尔面前的盘子里。“伊戈尔，这是刘大槐专门为你点的，他最爱吃了！”他双眼含笑，期待着伊戈尔的良好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