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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红姐(上)(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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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姐走了。”那天,姐姐在微信里发来了这条信息,我心随之一痛。其实在内心里,我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

红姐吃了太多的苦,走了,或许就是她的解脱——她终于在红尘中吃够了苦,遭满了劫,飞升去了那个她始终想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病痛,没有寒冷,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欺骗、伤害和辜负,有的是暖暖的太阳,柔和的风,和一世界的鲜花。

“这是红姐!”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还在住校的我,周六晚上回到家,发现家里坐着个短发齐耳的女孩,姐姐向我这样介绍。红姐叫阎红。前些天姐姐因病住院,红姐是医院的护工。爸妈都要上班,热心的红姐除了照顾花钱雇了她的老奶奶,还义务地照顾起了我姐姐。她比我姐姐大一岁,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红姐脸庞亮丽,长方脸,尖尖的下巴微微前翘,一双眼睛如洗过的黑宝石,熠熠生辉。粗硬的睫毛密密匝匝的,刷子一般。她热情开朗,快言快语,干活干净利落。一下子,我就喜欢上了她。

那时,红姐也就十六岁吧。那天她回家后,我问姐姐:“红姐咋不上学啊?”姐姐说:“她家是住在咱西安城边上简易房里的河南人,她父母都没有正式工作,她很小就出去讨生活了。”我心里,对她生出点点怜惜。

以后,红姐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她来时或拿几个苹果,或带一包瓜子,很少空手。赶上家里吃饭,让她,她就吃,也不见外。有时赶上我们吃完饭了,如果她没吃饭,无论我们剩下什么,她都不嫌弃,拿来就吃,还吃得很香甜。红姐在社会上打零工,挣了钱自己也不知道攒,无论哪个朋友有了困难或需要,她都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豪气,这是红姐的性格。

有一次署假,学校让我们体验生活,我那时心里一直做着作家梦,就想去观察社会。我把想法告诉红姐,她笑了:“好啊,明天跟我走!”那段时间,红姐在公共汽车上卖票,那不就是最好的观察社会的地方吗?早上七点,我如约准时来到车站,待载着红姐的车一到,我上了车。当时车上人少,红姐让我坐在离她较近的一个位置上。我一边观察,一边拿小本子记录,煞有介事地样子。人来人往,挤挤挨挨,车上的人多起来了。突然,我发现红姐大声喊一个大妈:“你买票没?过来,让我查一下票!”她高声喊了好几遍,就差把手伸过去拉大妈了。当时车里人很多,那位大妈很老实的样子,被喊几次,不得已,在众目睽睽之下,吃力地挤到红姐跟前,把手里的票递给红姐。红姐拿着她的票,只轻瞥一眼,却并不还给她。大妈急了:“把票给我!”红姐让她等着,又翻来复去地仔细看起票来。我也奇怪,小小一张票,为什么看这么久?不会是因为大妈老实,红姐有意刁难她吧?可红姐也不是这样的人啊?大妈开始发火:“你这个售票员怎么回事?这票有问题吗?”红姐也急了:“你喊什么喊?我是售票员,有权利查票!”正闹着,车到站了,三个目光犀利的年轻人随着人流下了车。红姐这才把票递给大妈,说:“大妈,刚才你的包让人盯上了!”大妈一脸惊恐,马上用手按住自己的挎包,随即转怒为愧,对红姐说:“对不起啊姑娘,我刚才还以为你刁难我呢!我妈在医院病危了,这包里装着给我妈治病的钱啊,多亏你才没丢!”

那天红姐下班后,送我回家。我问她:“你真厉害!今天不生声不响地就把大妈救了!”红姐说:“那大妈一看就是个可怜人,不帮不忍心啊!这条线上的小流氓凶得很,我们也不敢太得罪他们,没办法。”我又问:“红姐,你有没有卖错票的时候啊?卖错了是不是得自己赔上钱?”她说:“也不是,卖错的时候很少,偶尔少卖了钱,就找恰当的时候少撕一张票,一般都能让票、款相平。只要记着,不占公家便宜就行了!”哦,这大半天,我跟着红姐长了见识。

后来我上了中专,跟红姐见面就少了。但红姐还是经常到我家里来。跟我母亲说话,帮我母亲洗被单、毯子等大件的东西。母亲后期有些抑郁,但当时我们还都不知道“抑郁”这个词,只知道母亲脾气不好,爱发火,发起火来不分青红皂白。有时红姐在我们家,母亲心烦,一发起火来,就把她撵走:“你一天没事到我们家闲坐着干嘛?你就不能干点正经营生?你赶紧走!”我们心里都为母亲难为情,担心红姐再也不来我们家了。可是过了没多久,红姐就又来串门了,跟母亲有说有笑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母亲是在老家探亲时突然发病去世的。姐姐赶回老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回来后对我说:“妈走时,一直喊着红姐的名字,可能那时她突然明白了,红姐真心对她好,而她亏欠了红姐。”我心里酸酸的,不知是为母亲,还是为红姐。

母亲去世后,以前基本不问家务的父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那时弟弟妹妹还没上班,父亲顿感生活压力巨大,一心想挣钱摆脱生活困境,就做起了小生意。父亲没有经验,本钱又少,做得很辛苦,也挣不到什么钱。红姐有空就去帮我父亲。她性格泼辣,声音宏亮,帮着我父亲高声吆喝。遇有小地赖寻衅,她又豪气干云,真的假的一顿说,往往就把对方打发走了。父亲收摊时,她就帮着推货,骑着三轮车把卖剩的东西拉回家,像个男人似的又背又扛,很有力气,我们姐妹三人都自叹弗如。

跟红姐初识的头五六年里,我们都还在上学,红姐虽然工资不高,也是有收入了。一起偶尔吃个小吃,喝个汽水,都是她花钱。有时,她也会给我们带点小礼物,给弟弟买个花炮,给妹妹买个头绳,给我买个发卡,送姐姐个小钱包。我们有了好东西,也都想着她。一次过国庆节,那时母亲还在,她给我们几个人一人一把栗子。我特意留了几个给红姐,盼着她来。结果她一天不来,两天不来,三天不来,到她来时,那栗子虽然没坏却干得硬棒棒的,石头一般。她一边使劲咬着栗子,一边开心地笑着说:“够意思,这么多天还给我留着呢!”这时,姐姐、妹妹、弟弟都伸出手,递给她几个栗子。原来,我们姐弟几个,虽然没有商量,但都给红姐留了栗子。红姐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是使劲地咬着栗子,吃得格外香甜。

再后来的事,我就是听姐姐说的了。母亲去世后,家里很困难。那时我已离开家去外地工作,姐姐与父亲的关系不好,因而异常苦闷。她谈了个男朋友,父亲不同意,就往死里打她。红姐来了,告诉姐姐,可以跟她出去住。我们家家教严,姐姐不敢。红姐再三劝慰她,说:“不行就去找我,总有办法的。”那天走时,红姐坚持把她的一件新皮夹克换给姐姐穿,她穿了姐姐的旧外衣走了。那时,那种夹克是西安女孩最时髦的衣服,紫红色的,掐腰,带毛领,很漂亮。可能她觉得这样做,对痛苦中的姐姐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吧。

红姐结婚仿佛是转眼间的事,她和姐夫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我姐姐认为红姐的男朋友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房子,又爱喝酒,脾气还不好,红姐找他不合适。可红姐说,他是啥也没有,可我又有啥呢?他对我好,就这样吧。我当时想,红姐的家人之间不像一般家庭的家人那么亲,她也是缺少亲情的缘故,看见姐夫对她好,就同意结婚了。

那时的红姐真是漂亮啊,白白的脸,挺拔的腰身,墨一般的头发闪着亮光。她能干又洒脱,人缘很好。她和姐夫做小买卖,挣着钱了就下馆子,挣不着钱就回家煮挂面。她腰肢柔韧,力气过人,待人真诚讲义气,交了许多社会上的朋友。后来,她有了儿子小亮,就在家照顾孩子,姐夫给人帮工。那时,他们租住在一处农民的平房里,没有自来水,用公共厕所,生活很艰苦。可红姐很乐观。每次我姐去看她,她都到门前的小店里买水煮鱼招待我姐,有一次钱不够,她还跟老板好说歹说赊了账。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床上的被子也不大像样,但她有个梳妆台,上面还摆着雪花膏、粉底霜和口红。收拾碗时,我姐看见她撸起袖子的手臂上有一处伤痕,问她咋弄的,她不说,只笑着说没事儿,就快好了。

后来,听说她离了婚。我们找她出来散散心,一起在街边小店里吃冒菜,喝了点啤酒。她那天特别高兴,穿着一个红色的衬衫,脸让衣服衬得红彤彤的。细问才知道,姐夫喝酒,不顾家,喝多了还打她,打孩子。她跟姐夫对打,但打不过。有一次,对打中姐夫踢破了她的脾,去医院治疗时,大夫告诉她,可不能再这么打了,会出人命的。她想,如果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儿子怎么办?就下决心离了婚。离婚的过程也很曲折,但毕竟离完了。她另租了一处房子,送儿子去了收费比较低的一个农村幼儿园。她又开始找活干,帮人卖衣服,收入还不错。“起码现在,不用再提心吊胆随时挨打了!”她显得很轻松,我们心中却沉甸甸的。她卖衣服,遇到熟人就按本钱卖给人家。如果有朋友来,她就热情地送人家一件,然后从自己的收入里把本钱补上。

后来,小亮上了学,红姐与大刚打伙过了。那时的红姐已年过三十,但仍很漂亮,皮肤紧致,脸蛋光洁,眼睛明亮。大刚是河南来西安打工的,给人做司机。大刚能干,起早贪黑出车,早起点炉子,雨漏补屋顶,对小亮也好,但就是抠。红姐挣的钱他们三个人花,大刚挣的钱他自己存着,红姐想花大刚的钱特别难。问他为什么,他咧开厚厚的嘴唇笑笑说:“我得攒钱,等攒够了买个房子。”我们觉得也行,起码大刚有个长远打算,也是过日子的人。小亮上小学六年级那年临近春节,大刚说要回趟老家,他的钱都存死期了,他弟弟正月里要订婚,让红姐先借他些钱。红姐心实,她每月节余不多,但也攒了三万元钱,准备小亮上初中时用的,就一股脑拿出来,全借给了大刚。元宵节过完了,大刚没回来;二月二龙抬头了,大刚还没回来;四月初,西安周边的油菜花开了,大刚还没回来!红姐想起大刚告诉她,他的老家在河南南洋牛家店乡下河村,按着这个地址写了几回信,都如石沉大海。我姐问:“那刘大刚的身份证复印件你有吗?”红姐摇头。“他家里尽有些什么人?都叫什么名?”红姐仍摇头。后来,听说红姐去了一次河南,南洋是找到了,但大刚所说的牛家店乡和下河村,竟然都没有,看来大刚是骗了红姐。我姐让她去找大刚的老板,查大刚的驾照,然后报警,红姐说:“算了,就当没认识过这个人。从这四五年过的日子看,大刚坏不到哪儿去,估计也是个可怜人,需要用钱,实在没办法了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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