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姐（上）（1 / 1）

“红姐走了。”那天，姐姐在微信里发来了这条信息，我心随之一痛。其实在内心里，我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

红姐吃了太多的苦，走了，或许就是她的解脱——她终于在红尘中吃够了苦，遭满了劫，飞升去了那个她始终想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病痛，没有寒冷，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欺骗、伤害和辜负，有的是暖暖的太阳，柔和的风，和一世界的鲜花。

“这是红姐！”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还在住校的我，周六晚上回到家，发现家里坐着个短发齐耳的女孩，姐姐向我这样介绍。红姐叫阎红。前些天姐姐因病住院，红姐是医院的护工。爸妈都要上班，热心的红姐除了照顾花钱雇了她的老奶奶，还义务地照顾起了我姐姐。她比我姐姐大一岁，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红姐脸庞亮丽，长方脸，尖尖的下巴微微前翘，一双眼睛如洗过的黑宝石，熠熠生辉。粗硬的睫毛密密匝匝的，刷子一般。她热情开朗，快言快语，干活干净利落。一下子，我就喜欢上了她。

那时，红姐也就十六岁吧。那天她回家后，我问姐姐：“红姐咋不上学啊？”姐姐说：“她家是住在咱西安城边上简易房里的河南人，她父母都没有正式工作，她很小就出去讨生活了。”我心里，对她生出点点怜惜。

以后，红姐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她来时或拿几个苹果，或带一包瓜子，很少空手。赶上家里吃饭，让她，她就吃，也不见外。有时赶上我们吃完饭了，如果她没吃饭，无论我们剩下什么，她都不嫌弃，拿来就吃，还吃得很香甜。红姐在社会上打零工，挣了钱自己也不知道攒，无论哪个朋友有了困难或需要，她都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豪气，这是红姐的性格。

有一次署假，学校让我们体验生活，我那时心里一直做着作家梦，就想去观察社会。我把想法告诉红姐，她笑了：“好啊，明天跟我走！”那段时间，红姐在公共汽车上卖票，那不就是最好的观察社会的地方吗？早上七点，我如约准时来到车站，待载着红姐的车一到，我上了车。当时车上人少，红姐让我坐在离她较近的一个位置上。我一边观察，一边拿小本子记录，煞有介事地样子。人来人往，挤挤挨挨，车上的人多起来了。突然，我发现红姐大声喊一个大妈：“你买票没？过来，让我查一下票！”她高声喊了好几遍，就差把手伸过去拉大妈了。当时车里人很多，那位大妈很老实的样子，被喊几次，不得已，在众目睽睽之下，吃力地挤到红姐跟前，把手里的票递给红姐。红姐拿着她的票，只轻瞥一眼，却并不还给她。大妈急了：“把票给我！”红姐让她等着，又翻来复去地仔细看起票来。我也奇怪，小小一张票，为什么看这么久？不会是因为大妈老实，红姐有意刁难她吧？可红姐也不是这样的人啊？大妈开始发火：“你这个售票员怎么回事？这票有问题吗？”红姐也急了：“你喊什么喊？我是售票员，有权利查票！”正闹着，车到站了，三个目光犀利的年轻人随着人流下了车。红姐这才把票递给大妈，说：“大妈，刚才你的包让人盯上了！”大妈一脸惊恐，马上用手按住自己的挎包，随即转怒为愧，对红姐说：“对不起啊姑娘，我刚才还以为你刁难我呢！我妈在医院病危了，这包里装着给我妈治病的钱啊，多亏你才没丢！”

那天红姐下班后，送我回家。我问她：“你真厉害！今天不生声不响地就把大妈救了！”红姐说：“那大妈一看就是个可怜人，不帮不忍心啊！这条线上的小流氓凶得很，我们也不敢太得罪他们，没办法。”我又问：“红姐，你有没有卖错票的时候啊？卖错了是不是得自己赔上钱？”她说：“也不是，卖错的时候很少，偶尔少卖了钱，就找恰当的时候少撕一张票，一般都能让票、款相平。只要记着，不占公家便宜就行了！”哦，这大半天，我跟着红姐长了见识。

后来我上了中专，跟红姐见面就少了。但红姐还是经常到我家里来。跟我母亲说话，帮我母亲洗被单、毯子等大件的东西。母亲后期有些抑郁，但当时我们还都不知道“抑郁”这个词，只知道母亲脾气不好，爱发火，发起火来不分青红皂白。有时红姐在我们家，母亲心烦，一发起火来，就把她撵走：“你一天没事到我们家闲坐着干嘛？你就不能干点正经营生？你赶紧走！”我们心里都为母亲难为情，担心红姐再也不来我们家了。可是过了没多久，红姐就又来串门了，跟母亲有说有笑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母亲是在老家探亲时突然发病去世的。姐姐赶回老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回来后对我说：“妈走时，一直喊着红姐的名字，可能那时她突然明白了，红姐真心对她好，而她亏欠了红姐。”我心里酸酸的，不知是为母亲，还是为红姐。

母亲去世后，以前基本不问家务的父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那时弟弟妹妹还没上班，父亲顿感生活压力巨大，一心想挣钱摆脱生活困境，就做起了小生意。父亲没有经验，本钱又少，做得很辛苦，也挣不到什么钱。红姐有空就去帮我父亲。她性格泼辣，声音宏亮，帮着我父亲高声吆喝。遇有小地赖寻衅，她又豪气干云，真的假的一顿说，往往就把对方打发走了。父亲收摊时，她就帮着推货，骑着三轮车把卖剩的东西拉回家，像个男人似的又背又扛，很有力气，我们姐妹三人都自叹弗如。

跟红姐初识的头五六年里，我们都还在上学，红姐虽然工资不高，也是有收入了。一起偶尔吃个小吃，喝个汽水，都是她花钱。有时，她也会给我们带点小礼物，给弟弟买个花炮，给妹妹买个头绳，给我买个发卡，送姐姐个小钱包。我们有了好东西，也都想着她。一次过国庆节，那时母亲还在，她给我们几个人一人一把栗子。我特意留了几个给红姐，盼着她来。结果她一天不来，两天不来，三天不来，到她来时，那栗子虽然没坏却干得硬棒棒的，石头一般。她一边使劲咬着栗子，一边开心地笑着说：“够意思，这么多天还给我留着呢！”这时，姐姐、妹妹、弟弟都伸出手，递给她几个栗子。原来，我们姐弟几个，虽然没有商量，但都给红姐留了栗子。红姐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是使劲地咬着栗子，吃得格外香甜。

再后来的事，我就是听姐姐说的了。母亲去世后，家里很困难。那时我已离开家去外地工作，姐姐与父亲的关系不好，因而异常苦闷。她谈了个男朋友，父亲不同意，就往死里打她。红姐来了，告诉姐姐，可以跟她出去住。我们家家教严，姐姐不敢。红姐再三劝慰她，说：“不行就去找我，总有办法的。”那天走时，红姐坚持把她的一件新皮夹克换给姐姐穿，她穿了姐姐的旧外衣走了。那时，那种夹克是西安女孩最时髦的衣服，紫红色的，掐腰，带毛领，很漂亮。可能她觉得这样做，对痛苦中的姐姐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吧。

红姐结婚仿佛是转眼间的事，她和姐夫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我姐姐认为红姐的男朋友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房子，又爱喝酒，脾气还不好，红姐找他不合适。可红姐说，他是啥也没有，可我又有啥呢？他对我好，就这样吧。我当时想，红姐的家人之间不像一般家庭的家人那么亲，她也是缺少亲情的缘故，看见姐夫对她好，就同意结婚了。

那时的红姐真是漂亮啊，白白的脸，挺拔的腰身，墨一般的头发闪着亮光。她能干又洒脱，人缘很好。她和姐夫做小买卖，挣着钱了就下馆子，挣不着钱就回家煮挂面。她腰肢柔韧，力气过人，待人真诚讲义气，交了许多社会上的朋友。后来，她有了儿子小亮，就在家照顾孩子，姐夫给人帮工。那时，他们租住在一处农民的平房里，没有自来水，用公共厕所，生活很艰苦。可红姐很乐观。每次我姐去看她，她都到门前的小店里买水煮鱼招待我姐，有一次钱不够，她还跟老板好说歹说赊了账。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床上的被子也不大像样，但她有个梳妆台，上面还摆着雪花膏、粉底霜和口红。收拾碗时，我姐看见她撸起袖子的手臂上有一处伤痕，问她咋弄的，她不说，只笑着说没事儿，就快好了。

后来，听说她离了婚。我们找她出来散散心，一起在街边小店里吃冒菜，喝了点啤酒。她那天特别高兴，穿着一个红色的衬衫，脸让衣服衬得红彤彤的。细问才知道，姐夫喝酒，不顾家，喝多了还打她，打孩子。她跟姐夫对打，但打不过。有一次，对打中姐夫踢破了她的脾，去医院治疗时，大夫告诉她，可不能再这么打了，会出人命的。她想，如果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儿子怎么办？就下决心离了婚。离婚的过程也很曲折，但毕竟离完了。她另租了一处房子，送儿子去了收费比较低的一个农村幼儿园。她又开始找活干，帮人卖衣服，收入还不错。“起码现在，不用再提心吊胆随时挨打了！”她显得很轻松，我们心中却沉甸甸的。她卖衣服，遇到熟人就按本钱卖给人家。如果有朋友来，她就热情地送人家一件，然后从自己的收入里把本钱补上。

后来，小亮上了学，红姐与大刚打伙过了。那时的红姐已年过三十，但仍很漂亮，皮肤紧致，脸蛋光洁，眼睛明亮。大刚是河南来西安打工的，给人做司机。大刚能干，起早贪黑出车，早起点炉子，雨漏补屋顶，对小亮也好，但就是抠。红姐挣的钱他们三个人花，大刚挣的钱他自己存着，红姐想花大刚的钱特别难。问他为什么，他咧开厚厚的嘴唇笑笑说：“我得攒钱，等攒够了买个房子。”我们觉得也行，起码大刚有个长远打算，也是过日子的人。小亮上小学六年级那年临近春节，大刚说要回趟老家，他的钱都存死期了，他弟弟正月里要订婚，让红姐先借他些钱。红姐心实，她每月节余不多，但也攒了三万元钱，准备小亮上初中时用的，就一股脑拿出来，全借给了大刚。元宵节过完了，大刚没回来；二月二龙抬头了，大刚还没回来；四月初，西安周边的油菜花开了，大刚还没回来！红姐想起大刚告诉她，他的老家在河南南洋牛家店乡下河村，按着这个地址写了几回信，都如石沉大海。我姐问：“那刘大刚的身份证复印件你有吗？”红姐摇头。“他家里尽有些什么人？都叫什么名？”红姐仍摇头。后来，听说红姐去了一次河南，南洋是找到了，但大刚所说的牛家店乡和下河村，竟然都没有，看来大刚是骗了红姐。我姐让她去找大刚的老板，查大刚的驾照，然后报警，红姐说：“算了，就当没认识过这个人。从这四五年过的日子看，大刚坏不到哪儿去，估计也是个可怜人，需要用钱，实在没办法了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