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Amy】等候（1 / 2）

二十九岁的我，在青岛一家外企上班，每年有三个月的休假。和现在的丈夫认识于大学，四年前步入婚姻，孩子已经两岁半。

生活，平常而温馨。

二十岁以前，我却从来没有奢望过、也未曾想要过这样的生活。

大抵我的人生被两个临界点硬生生割裂成了三个部分。随着年长，更多会想起八岁以前的种种。近得像是昨日之事，瞬间又忽尔远逝了。

如果你仔细看东仙这个城市，不难感到它的诡异。以雪湖作为分界，东岸繁华富庶，现代化程度可比青岛大连；西岸，却呈现出另一迥异面貌，如同没有开垦过的□□，荒凉且落后，并且因着经济的落后，又造就了这方人的愚昧无知。多少次，东岸人试图在这里进行改造，西岸人固执地坚守着，不许他们动上一砖一瓦。于是乎，后来渐有了把西岸划归到日照的呼声，不知怎么最后也不了了之。

总之，东仙之西，就这样如同杂草一样存活下来。

而我来自这杂草之地。

杜牧之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不知道与铜雀台有什么瓜葛，我生长的地方自古来便被称作铜雀巷。铜雀人有无数“政治活动”，每日都听得见他们高呼的口号，似乎是一遍遍印证着自身的无知。

母亲和我，还有哥哥，三个人住在巷子深处，似乎与世无关。一家三口，全靠着母亲在他人家中做长工，以及不定时在日照郊外市场买卖维持生计。当然，我们都心知肚明的，还有钱叔的接济。在我尚未知事的时候，钱叔便总出现在我家，俨然一个成员一般帮忙烧饭、做活。我一度以为他是我的父亲。后来母亲一次坐在炕上，拿着我的手对我说：“那个人什么也不是，你不要把他当家里人——不过得给他好脸色看，不要教他不开心。”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母亲其实就是这样，用她自己那套现实的处世哲学，照搬下来教给我。然而对于哥哥，她却寄托了所有的理想化的一面。诚然，哥哥确实离理想化的境界很近了。我八岁那一年新春，也就是哥哥高三的时候，他评上市里的三好学生，并以贫困特优生的身份，在除夕夜接受了市长的会见，还领到了一个大红包。

这桩事在整个铜雀巷都传开了。聂树有一回和我说：“我妈妈提起了你哥哥，说我要学他一样会读书——可是我哪来这运气呀！”

我听了愤而不平，说：“我哥哥哪里是光运气好了！他是凭本事！是凭本事！”

聂树反驳说：“你哥哥念的高中，是东仙排名第一的高中。那里面多少人家的钱比整个铜雀巷加起来都多呢，他们花了那么多钱，请顶好的补课老师，做顶好的题目。你哥哥，家里一清二白，万分之一也比不上。”

我恼于他动辄揭我家短处，恨恨地说了句：“就知道谈钱，再会！”

聂树和我为着这赌了一礼拜的气，但开学以后没多久终归是和好了。这实在是很大程度上为着我每天上下学都要乘他家的三轮的缘故。铜雀巷附近最近的小学也要穿过高速公路走上好几里地，母亲无计可施，全是因为聂树的爸爸为人忠厚，愿意在接送聂树的时候多带我一个。

学校里面另一个朋友便是孙驹。我们仨都是铜雀巷里长大的，可谓手足情深。不同的是，孙驹家里是知识分子，自认高贵些。从前母亲在他们家做过短工，那阵子我常到他们家等母亲，一边就和孙驹一起写作业，被他妈妈看到了便急忙喝止。从此我再也不愿意登门孙府。

在铜雀巷的生活，如同一池春水，平静得很。

可是我说八岁那年我的生活就出现了巨大裂痕。若要追根溯源，须从那之前一年说起。

那时也是年初的冬天，母亲在李家人那里做长工。那个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隔壁安医生的女儿安媛。在七岁的我的眼里，安媛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人。她只比哥哥小两岁，却和我很处得来，在放假的日子常常带我去雪湖边看桥。她指着桥对岸说，那里是另一世界。安媛就在那里念高中，和哥哥一所高中。

七岁那年冬天，安媛对我说，爸爸娶了新妻子。

安医生丧偶多年，始终寡居。在我心中，他是一位善良而又亲切可爱的人，和所有铜雀巷的人都不同。我记得更小的时候哥哥得了腮腺炎，就是安医生照看好的。安医生曾对我说，深深以后要做一个有大出息的人！

这样的安医生，在我七岁那年续了弦。

起初只是些风言风语。我在晚饭的时候问母亲：“安医生娶了新妻，你见过吗？”母亲听到这个似乎有些不悦，好像喉咙里哼了一声，没说话。那时钱叔也在，像知道些什么，对我说：“深深不要问啦，好好吃饭。”我以为母亲对这种琐事是闭口不谈的。

没有多久以后，我放学早，到李家等母亲。李先生有一位太太姓武，为人很是泼辣霸道，兼之李先生有些惧内，铜雀人都叫她武皇后。那天我听到在后院里，武皇后和母亲在说些什么。

武皇后说：“安医生的续弦，来路太不对了。”

母亲似是并不留心，随口问：“哪里不对路了？”

武皇后说：“你可知道那女人是城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