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尔与台球桌7(1 / 1)
1951年的夏天,老金牧师得知了儿子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三年前儿子打算去克罗兹的时候他就不太高兴,这一回他更不高兴了。在老金牧师看来,神学院的硕士教育已经有些多余了,但至少学生们更倾向于走入教堂亲身布道。而神学博士却更倾向于前往大学担任教职——这也确实是金的打算。“多年来我一直渴望在一所大学或宗教学校里教,”他在提交给波士顿大学的申请当中写道。“神学教育应该像其他任何学科一样科学、透彻且现实。简而言之,学术生涯就是我的目标。”老金牧师竭力反对儿子的想法,但是这一次金依然坚持自己还需要深造,然后他的父亲就再次让步了。到头来老金牧师不仅同意支付儿子读博期间的一切费用,而且还送给儿子一辆崭新的绿色雪佛兰,用来奖励他以全班第一名的身份完成克罗兹的学业。这辆雪佛兰安装了自动变速箱。霍利斯.惠特克就有这样一辆车,金一直非常羡慕。
有一项因素或许有助于缓和老金牧师的态度:金决定在波士顿大学读博而不去千里之外的爱丁堡。他选择波士顿大学的关键在于这里有一位埃德加.布莱曼(Edgar S. Brightman),此人多年来一直是人格主义神学流派的倡导者。金在克罗兹的学习顾问乔治.戴维斯正是布莱曼的追随者,克罗兹的许多其他教授也与他一样。甚至就连特立独行的恩斯林也很敬重布莱曼身为宗教哲学家的造诣。布莱曼倡导的学派重新检视了犹太经文当中高度人格化的上帝,以及以奥古斯汀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的思想。奥古斯汀在描述上帝的时候经常只会列举一长串人类情绪,从而消除描述当中一切令人反感的特质并且获取无限的力量。在布莱曼的带领下,人格主义者们一直在抵御着神学的变迁。现代社会的一切思想都忍不住羡慕科学,宗教自然也无法免俗。在当前这个时代,科学带来了无数看得见摸得着的奇迹与永恒不变的数学真理,以至于大多数先进神学学派都感觉宗教相比之下有些先天不足,于是一方面降低了宗教承诺的调门,另一方面又含糊地模仿科学方法。卡尔.巴特声称上帝是“完全的他者”。田立克利用自成一派的象征主义繁复术语来定义上帝。亨利.纳尔逊.魏曼——金的博士答辩论文题目就是对比他与田立克的理念——认为上帝是“人类生活最依赖的东西……具有至高的价值,构成了最重要的人生条件。”就连尼布尔也曾经在耶鲁大学告诉听众们,耶稣是“对于自我奥秘与终极存在奥秘的启示。”曾经统治一切科学学科以及一切存在的神学如今越来越依靠精妙的闪烁其词来应对质疑了。面对这些关键问题,金本人的态度往往也倾向于含糊不清,但是他的信仰并未因此而动摇。心存疑惑的布道人经常会放弃来生阵地,退守到道德阵地上,金也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他全心接受了人格主义的教诲,认为宗教体验包含着丰富的经验性意义。
1951年9月,金将行李装进绿色雪佛兰,从亚特兰大一路开到了波士顿。朝鲜战争此时已经陷入了漫长而又血腥的僵局。杜鲁门刚刚在旧金山举行的日本和平条约会议上发表了致辞,从此成为了第一名登上跨东西海岸电视广播节目的美国总统。威利.梅斯完成了他在纽约巨人队的第一个赛季。电话公司正在新泽西州筹备推出直拨长途电话业务。一路向北的金在布鲁克林暂停了一下,在加德纳.泰勒牧师(Gardner Taylor)主持的协和施洗约翰教堂举行了一场客座布道。这家教堂此时正在与哈莱姆区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牧师(Adam Clayton Powell)主持的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相互竞争,双方都想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新教教团,从而比对方更高一筹。任何教派的黑人布道人都热切渴望能够受邀登上泰勒牧师的布道坛,而金在二十二岁那年就夺得了这项殊荣,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布道才能早已美名在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与泰勒在全国浸信会大会里面颇为惺惺相惜。
布鲁克林客座布道两天后,金在波士顿大学听取了读博时期的第一堂课讲座,讲师正是埃德加.布莱曼。金在笔记本的扉页潦草地写道:“哈特福.卢科克(Hartfort Luccock)说过,关于永生的唯一证据就是‘值得长存的人生’”。在一本正经的布莱曼看来这句话只是在卖弄小聪明而已,但是金很喜欢这句话。他也很喜欢布莱曼。获取博士学位需要选修十五门课,金则总共选了十门由布莱曼本人或者由他的亲传弟子L.哈罗德.德沃尔夫(L. Harold DeWolf)教授的课程。金几乎立刻就与德沃尔夫教授建立了感情联系。此人是一位和善的内布拉斯加人,也是卫理会当中的活跃分子。在圣诞节之前,德沃尔夫发回了金呈交给他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针对J.M.E.麦克塔格特(J. M. E. McTaggart)的人格主义思想的批评。德沃尔夫为这篇论文打了个A,评语是“出色且尖锐的批评,一篇优秀的论文”。金很快就成为了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波士顿大学的氛围与克罗兹这样的小型神学院又不可同日而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亲密气氛被大城市的喧嚣熙攘取而代之。读博的学生们每天都过着四点一线的生活,在课堂、图馆、宿舍与校外工作之间不知疲倦地奔波着。有一位研读系统神学专业的黑人学生名叫韦曼.麦克劳林(Weyman McLaughlin),大家都认为他的学术水平与金最接近。他每天晚上都要去附近的洛根机场搬运行李,后半夜回到寝室之后就将台灯拿进衣橱里,自己也钻进去看,以免照醒他的室友。
与这些手头拮据的同学们相比,金的经济条件高出了三四层楼。每天出门他总是非订制西装不穿。此外他也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与知识分子的身份相配套的生活习惯,比方说他在笔记本背面反复过练习越来越华丽的花体签名,写到最后“金”当中的g划了一个大圈,直接碰上了“马丁”的M。像许多其他学生一样,他也养成了烟斗不离手的习惯,开口的时候总喜欢语气超然,话留三分,还养成了一副神游物外的哲学家气质。当然,严格来说金已经是一个哲学家了,因为他就读于哲学系并且正在争取宗教哲学博士学位。
金在波士顿大学一门布道课都没选,因为他在克罗兹早已功力大成,就算是波士顿大学的教室也容不下他了。但他依然在信件里热切讨论了进阶布道技艺的方方面面,有时还会传授许多具体技巧。“这一次我使用了沉默收尾术,”一位朋友在1952年写给金的信件里这样说道。“这一招似乎相当有效。我首先列举了一番事例,在结束时我摆出似乎还要继续的样子,然后突然说道:‘让我们祈祷吧。’”这时的金开始整理专属于自己的布道词文库。他最早收录的几篇范文灵感都来自课堂上产生的想法。他向罗伯特.凯顿传授的一套古典布道结构当中增加了自行选取的事例与转折。斯宾诺莎的认识论认为知识分为三个层次,并且与道德生活的三个层次相关联。金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题为《完满生活的三个维度(The Three Dimensions of a Complete Life)的布道词,这篇文章将会伴随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的另一篇标准布道词名叫《人是什么?(What Is Man?),灵感来自他在波士顿大学第一年对于尼布尔全套著作的研究。尼布尔还启发了《对于一个复杂问题的回答(The Answer to a Perplexing Question),这篇布道词的主题是为什么邪恶无法根除。
金与波士顿大学里的十余名黑人读博学生交往还算密切,他筹办了一个被其他人称作“辩证法社团”或者“哲学俱乐部”的组织,将大部分黑人同学都吸收了进来。对哲学或宗教感兴趣的学生们每周聚会一个晚上,一边分享百家饭一边讨论上帝或者知识的高深话题。一个学生阅读了一份正式文件,然后其他人则纷纷对其加以批评或者支持。金在波士顿大学读博期间将这个俱乐部坚持办了下去。俱乐部的人气如此之高,以至于白人学生偶尔也会过来看看。甚至就连德沃尔夫教授有一次也将自己撰写的论文送过来交给学生们品评。夜晚前半程的气氛总是正经得有些僵化,空气中弥漫着烟斗燃烧的雾霭与各种抽象术语。不过等到夜深的时候,一直都还没走的铁杆俱乐部成员就会将各种高大上的辞藻抛到一边,转而天南海北地吹起牛皮来。
“上个周末我主持了一场大型葬礼,”有一天晚上金这样夸口道。“我们把吉姆给埋了。”
“哪个吉姆?”有人搭腔道。
“当然是吉姆.克劳。”金答道。
全场哄堂大笑,大家这才意识到金刚刚讲了一个关于种族隔离的笑话。“没错,我们把吉姆埋得可结实了,”金拖着长腔说道。“这回他可真是起不来了。”
乔治.托马斯(George Thomas)是寥寥几名对于辩证法俱乐部失去兴趣的黑人学生之一,原因正是因为吉姆.克劳法以及其他政治事务在俱乐部里面沦为了笑料。在这一点上,黑人读博学生当中只有一位道格拉斯.摩尔(Douglas Moore)坚定支持他。在摩尔的支持下,托马斯组织了一场所谓的“精神细胞运动”,旨在促进世界和平。两人一起反对朝鲜战争,在校园集会上谴责原子弹,还驱车前往纽约参加反对西班牙弗朗哥政权的游行示威。日后摩尔将会成为南方学生静坐运动的指导者。在波士顿,托马斯与摩尔偶尔也会拦住其他神学院的学生,试图将对方吸收进神职人员工会或者拉上对方一起参加反麦卡锡主义游行。但是他们两个从来没有主动找过金,因为金的做派实在太高冷了,平时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辩证法俱乐部内部的政治讨论题目一般并不涉及时事,而是主要局限于学术领域,例如在决定课堂论文与博士答辩论文的题目时有意识地选择“与种族有关的”命题是否明智。俱乐部内部的共识认为这种做法欠妥,因为黑白两边具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们都很可能认为他们是在投机取巧,因此而看轻他们的文章。金同意这一看法。这是很现实的看法。主流黑人学生都认为托马斯与摩尔这样的活动家有些“好高骛远”——一位学生在写给金的信里这样形容这两个人。此人在信里还写道,“这世界毕竟不会一夜之间就换个模样。”金在波士顿大学撰写的学生论文几乎从没有提到过种族或者政治议题。他确实选修了几门由一贯宣扬种族正义的教授们——例如阿兰.奈特.钱莫斯(Alan Knight Chalmers)与沃尔特.穆尔德(Walter Muelder)——主讲的课程,但他选修的大部分课程还是由德沃尔夫这样同情种族平等事业的非活动家传授的。
当时金住在在马萨诸塞大街的萨伏大宴会厅对面。来串门的学生们总会发现他身边包围着一堆四英尺高的本。金的室友是一位来自摩豪斯的校友菲利普.赖诺德(Philip Lenud),平时此人负责做饭,金负责洗碗。客人们发现金经常给家里打长途电话,一次总要说上两三个小时——每次都是对方付费,电话另一头也肯定是他的母亲。金与母亲无话不谈——朋友与教授们,生活费超支,找不着的银器,布道实习,服装,辩证法俱乐部,日常三餐,还有女朋友。无论前面说了些什么内容,每次通话七拐拐最后总会落到催婚问题上。婚姻问题不仅是母子二人整天操心的头等大事,而且也是老金牧师心目中的头等大事。他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希望看到儿子尽快结婚,赶早不赶迟。自从上一年也就是1951年的夏天以来,老金牧师一直焦虑不安,因为儿子与胡安妮塔.塞勒斯的恋情莫名其妙地没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