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 2）

1床的王晓梅，86岁，肺部感染收治入院。一双儿女特别孝顺，请求医生一定要尽全力，对于医生来说这个请求完全是多余的。生老病死，乃是生命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医生只能延缓死亡，却不能阻止它的发生。学医数载，他们只为“生”做好了准备，却没为“死”做好准备。汪俊之前找王晓梅的儿女谈过很多次，继续治疗无疑只是加重老人的痛苦，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他没敢说继续治疗也是占用了宝贵的医疗资源。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儿女们不肯放弃。作为医生，汪俊很理解，也很希望老人能在有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多活几年，但是她已经反复拔管又插管好多次，这对她的身体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听护士说，老人最近有反复低热和盗汗的情况出现，从医多年，汪俊怀疑老人有开放性结核。

“雅楠，给1床开个急的痰培养，明天再复查一个。”

“好的，俊叔。”杨雅楠是汪俊组的住院医生，也是他的得力助手。虽然工作能力还有待考量，但是认真好学，又加上长得标致，人也随和，大家都很喜欢她。

不出汪俊所料，王晓梅果然有开放性肺结核，而且还是进展期，有较强的传染性。王晓梅从入院以来就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吸痰是必不可少的操作项目。吸痰的时候，因为吸痰管的刺激，痰液喷溅的距离可以远至一两米。如果因为呛咳反应病人不舒服，随着病人转动的头颅，更是360°无死角。抛开医护工作人员的安危不讲，对那些同住在监护室，抵抗力奇差的病人而言，她就是一枚定时炸弹。汪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马叫来王晓梅的家属，再次谈起她的去留问题。要不是迫不得已，汪俊真的不想扮演这种让人家放弃生命的角色，但也正是他在这方面的软弱，才致使王晓梅承受了更多的痛苦。

医生是人不是神，他不能随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汪俊凭借自己在医疗圈的人脉，帮王晓梅联系到了肺科医院的隔离病房。但是肺科医院传来消息，他们不接收戴呼吸机的病人。一来是太危险，谁也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不想承担这个风险；二来，翻阅病例后他们才发现已经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延长她的生命只是增加她的痛苦。为了更加确定，汪俊又开了痰培养，结果接到化验室的拒绝电话，化验室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最后一次做王晓梅的痰液检测，请不要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大家都是肉体凡胎，谁都有感染的可能，汪俊对化验室的反应也表示理解。

为了保障护士们不被传染，林秋轶申领了几个“猪鼻子”，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做好消毒隔离，保护自己，保护病人。在得知老人是开放性肺结核后，家属同意放弃治疗。林秋轶给王晓梅做拔管前的准备工作，尽量把痰液吸干净。八十几岁的老人，长得精瘦，眼睛依然滴溜溜转个不停，很无辜的样子。嘴巴被固定口插管的绳子勒得变形了，随着吸痰次数的增多，她喘得越来越厉害，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沿着皱纹流下来。林秋轶帮她擦掉渗出来的汗珠，顺便整理了一下因长期卧床而乱蓬蓬的头发，就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儿女们戴着三四层口罩，捂着嘴巴站得远远的。林秋轶起了恻隐之心，心里挺难受的。多么可悲啊，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无法参与讨论自己的治疗方案，也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就因为她无意识，她的生命只能掌控在医生和儿女的手上。因为自以为是的孝顺，儿女选择让她痛苦地活下去，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还有叫妈妈的权利；后来，儿女们选择让她的生命终结，是因为她的存在会对别人产生威胁。明明自己才是承担者，从头到尾她都是个局外人，没有任何选择权。从被选择到被放弃，她生命的尊严逐渐被剥夺。

撤掉呼吸机没多久，王晓梅就去世了。床单位彻底消毒，床帘也全部换成新的，马上又会有新的病人躺上去了。

折腾了一天，林秋轶心情不太美好，下班后好好洗个澡，去年轻人多的地方消遣消遣。当他端着脸盆来到男休息室的时候，看到刚来的规培医生坐在桌子前一动不动。

“同学，今天值班吗？”

穿着白大褂的规培医生转头看见林秋轶，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林老师好，我不值班。”

“哦，那早点回家吧。”实在没什么话说，林秋轶钻进卫生间，似曾相识的冷气又吹进了他的后脖颈。大热的天，林秋轶打了个哆嗦。

等林秋轶出来的时候，规培医生已经走了。临床医学和护理学，都是一级学科，按理来说，医生和护士是同事协作关系，但在现实中，护士就是作为医生的附属存在的，在医院里，护士永远比医生低一等。林秋轶工作四年，虽然习惯了这种固有模式，却从未认同这种模式。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他从未忘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突破和提升自己。

走进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室内灯光昏黄，音乐轻缓，足以让人卸去满身的疲惫。林秋轶熟门熟路来到吧台左侧坐下，

“来杯橙汁儿。”